第 四 讲

党领导宜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宜昌地区各级党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宜昌人民和抗日救亡团体，广泛深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紧密配合，并发动和领导宜昌人民积极支援正面战场作战，使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在宜昌得以贯彻实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重建发展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宜昌地方组织虽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但转移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党的影响犹存，群众基础较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宜昌地区党组织迅速得到重建、恢复与发展。

　　宜昌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1937年冬，董必武派中共党员单椿荣等到宜昌三斗坪创办峡江公学，并在该校建立了中共党小组。1938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先后派中共党员张清华、李声簧来宜昌筹建党组织，首先吸收苏震为中共党员。他们根据钱瑛先“通过抗日群众运动打下基础，以建立党的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并寻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随后，省委多次派党员干部到宜昌各地开展建党工作。4月上旬，中共宜昌特别支部（简称宜昌特支）成立，李声簧任书记。宜昌特支“有党员二十四人”，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党组织。4月中下旬，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队的孙世实、韦君宜（均系中共党员）等来到宜昌，受省委安排参加宜昌特支工作，孙世实任书记。此时，宜昌特支党员增加到30人。4月下旬，为了加强领导，便于实行分区管理，省委决定在宜昌成立中共鄂西工作委员会（简称鄂西工委），李声簧任书记，管辖宜昌、恩施、江陵等地党组织。同时，省委、鄂西工委和宜昌特支陆续派党员干部在宜昌城区和到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6月，省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李声簧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在此前后，省委向全省各地增派干部，以加强各地党组织领导力量。7月，省委派省委委员王致中到江陵，在原鄂西工委的基础上组建中共鄂西中心县委，王致中任书记。8月，鄂西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宜昌后，改称中共宜昌中心县委。管辖宜昌、荆沙、公安和宜都、枝江、秭归、沙市等八个县的党组织，“有党员210人”，下辖宜昌区委、宜都支部、远安县工委和秭归县城关支部等组织。随后，宜昌中心县委在各地大力发展党组织，到10月，宜昌地区党组织得到全面恢复。

　　武汉沦陷前夕，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和省委秘书长王翰随省委机关撤到宜昌。从此，宜昌成为党在湖北领导全省抗战的中心。省委“决定创造荆、当、远据点，以便建立省委机关，领导鄂西、北、中各区组织”，并“决定今后工作主要转向农村”。随即，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区委，调曾志任书记。荆当远中心区委建立后，即根据省委决定，大力加快发展党组织，并按董必武“鄂西各县要迅速完成建党工作，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迅速开展工作，使当阳等县党组织很快得到了大发展，到12月，仅当阳县就建立了区委或特支、支部、小组达20余个，党员发展到130余名。同月，省委根据当阳县党组织大发展的形势，决定撤销当阳县特别区委，成立中共当阳县委，刘真任书记。12月，省委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全面贯彻实施省委“今后工作主要转向农村”的决定，撤销宜昌中心县委，将其所辖党组织作出调整：鉴于宜昌沿江党组织较多，地域较长，为了便于领导，决定在宜昌、宜都、枝江、秭归、兴山等县江北地区成立中共沿江工作委员会，王致中任书记；为了加快发展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党组织工作步伐，决定成立中共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张师载任书记。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和周恩来分任书记。1939年1月28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河南确山竹沟听取了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和省委秘书长王翰关于湖北情况的汇报。根据中央决定，于2月组建了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通称鄂西北区党委），王翰任书记。管辖荆门、当阳、远安、襄阳等县党组织。鄂西北区党委成立后，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荆门、当阳等地，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于同年2月决定在原荆当远中心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曾志任书记，机关驻当阳县胡家嘴。9月，曾志调离，中心县委书记由苏震接任。1940年1月，苏震调离，赵石接任书记。5月，鄂西北区党委将荆当远和南宜保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荆（门）当（阳）地委，赵石任书记。6月，襄西沦陷后，中原局鉴于鄂西北区党委陷于瘫痪，遂于8月决定撤销鄂西北区党委。中共荆当地委（后改为襄西地委）实际在荆门、当阳、宜昌沦陷前，就归属鄂豫边区党委领导。

　　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3月决定在鄂西和湘西北地区建立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通称湘鄂西区党委），并建立中共巴归兴工作委员会和宜昌工作委员会，直属湘鄂西区党委。4月，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后返回宜昌的钱瑛，召集鄂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根据南方局的决定，正式成立湘鄂西区党委，钱瑛任书记，机关设宜昌城区艾家巷九号。湘鄂西区党委辖湖南的澧县、石门、龙山及洞庭湖以北的南县、华容、安乡等县，湖北的恩施各县，宜昌地区的宜昌、宜都、枝江、秭归、兴山、长阳、五峰等县，荆州地区的沙市、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等县，共七个地区，32个县（市）的党组织。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后，即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成立特委、中心县委、工委10余个和县级党组织20多个。湘鄂西区党委领导机关一直设在宜昌，直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夕才迁到恩施。1939年5月，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工作经验教训，讨论了统一战线、党的组织、党的教育、武装和青运等问题。会议还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区党委活动中心问题。6月，湘鄂西区党委为了加强对宜昌的领导，决定撤销宜昌工委，成立中共宜昌县委。10月，湘鄂西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并考虑缩小领导机构目标，将巴归兴工委改为中共巴归兴县委。1940年7月，湘鄂西区党委将巴归兴县委调整为巴归兴宜（昌）工委。

　　至宜昌沦陷前，宜昌地区党组织在省委和鄂西北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领导下，得到了发展壮大。宜昌地区所属九个县除长阳外，均建立了党组织，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县级党组织。全区共建立区委17个，支部76个，党员发展到940多人。宜昌沦陷后，相继在枝江茶园寺和宜都松木坪成立了中共湘鄂边特委和松枝宜中心县委，归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

　　党领导的宜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涨

　　自1937年底中共湖北省委派党员干部到宜昌后，即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成立了《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中国青年救国团宜昌区团部、宜昌抗战剧团等数十个团体。此前，自1936年在宜昌先后成立了马列主义读书会、梅安里话剧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等组织。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在剧院、街头、车站、渡口和乡村、集镇等人口稠密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输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有力地推动了宜昌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汉口创刊出版《新华日报》，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政治主张。《新华日报》创刊当月，宜昌党组织即在宜昌城区艾家巷九号建立了《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不久，宜都、枝江、当阳、秭归、长阳等县建立了《新华日报》代销点和经销处，并在宜昌城区和宜都等地办起了合作、生活、光明书店。5月，受省委派遣回当阳活动的刘宝田，经与刘华廷、魏霁岚、洪范等联系，分头办起了几所抗日书报阅览室。这些书店、书摊、阅览室，以《新华日报》为武器，控诉日军的侵略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潮。1939年6月16日，国民党宜昌当局竟然不顾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背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查封了《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并将负责人逮捕。6月25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为此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饬令湖北省当局迅速纠正宜昌当局之谬误处置，并恢复本报宜昌分销处营业常态，即日释放其负责人，保障本报今后之发行”，并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湘鄂西区党委经过多方努力，恢复了《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并在宜昌城区增设销售点，直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才停止发行。宜昌除发行《新华日报》外，各书店还经销藏云远、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创刊号有毛泽东、冯玉祥、郭沫若的题词），邹韬奋编的《抗日三日刊》，茅盾、娄适夷、叶圣陶编的《少年先锋》，胡绳主编的《救中国》周刊等进步书刊。

　　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总团部于1937年底派苏震到宜昌发展青救团员，筹建青救组织。苏震到宜昌后，即在学院街小学、乡村师范、梅安里话剧组中，以民先队员为基础，发展团员50多人。1938年初，省委组织部长钱瑛派中共党员张清华到宜昌，同苏震一起，积极发展青救团员。他们一方面以民先队员为基础，发展青救团员，至1938年2月初发展了100多人；另一方面，他们同国民党宜昌警备司令部、宜昌县党部进行交涉，办理备案手续，争取合法地位。2月2日，经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登记承认，正式成立青救宜昌区团部，民主选举产生了区团部领导机构负责人，区团部设学院街小学。在区团部的领导下，到4月发展团员300多名，建立了20多个分团部，领导宜昌、宜都、枝江、当阳、秭归等地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宜昌青救组织深入到城市各阶层和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各阶层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区团部还创办了《新文学》、《收获》刊物，举办歌咏训练班、工人夜校、码头工人识字班。3月12日，区团部在宜昌城召开万人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万人集会，秩序井然，盛况空前。国民党宜昌当局感到十分恐慌。国民党宜昌党务指导专员黄宝石，当晚训斥苏震等，怒斥道：省党部打电话来说“宜昌要翻天”。4月中旬，国民党宜昌县党部通知凡建有青救分团部的单位禁止职员参加社会活动。宜昌特支书记李声簧听了张清华汇报国民党当局禁止青救活动的情况后，立即召集苏震、张清华、孙世实开会，研究争取青救合法存在的措施。4月22日，苏震、张清华主持召开青救区团部代表大会，突然被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扣押了张清华，通令她不得在宜活动，逮捕了苏震，勒令苏震24小时内离开宜昌。张清华立即起草了《声明》，揭露国民党宜昌反动当局破坏青救活动，非法抓人的卑鄙行径。5月，张清华赴汉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汇报了宜昌青救遭受国民党当局禁止活动的情况。张清华回宜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筹建青年救亡协会宜昌分会（简称青协），将青救团员转为青协会员。不久，青协在宜昌活动停止，其骨干成员转到宜昌抗战剧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青救宜昌区团部及其领导的20多个分团，虽只经历了80余天的时间，但她所领导的宜昌各县等地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唤起民众，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使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和鄂西工作委员会在宜昌成立后，经分析研究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局势和发展，决定以梅安里话剧组为基础，成立宜昌抗战剧团。经过与国民党宜昌当局的争取工作，于1938年5月29日正式成立宜昌抗战剧团（以下简称剧团），有团员90多人，并将原党小组扩建为支部。剧团先后在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宜昌区委、县委和湘鄂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国民党的名义”，牢牢掌握“自己”的“主权”，“与群众结合”，以《打鬼子去》、《捉汉奸》等戏剧、话剧、歌曲等形式，先后在宜昌各地并到沙洋、万县等城乡和抗战将士军营、抗战前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在剧团参加演出的先后达到210多人。剧团有简章、团歌、团徽，明确规定到街头、集镇宣传演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热潮。剧团在宜昌城区先后公演了五幕国防剧《突击》、《古城的怒吼》和三幕国防剧《中华民族的子孙》等。武汉沦陷后，宜昌成为抗战前沿的重镇。剧团不仅在宜昌城区演出，还先后到枝江、宜都、当阳、远安、沙洋、四川万县等集镇演出，行程3300多公里，沿途在墙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大幅标语，相继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保卫卢沟桥》、《义勇军进行曲》等节目近百种，800多场次，公演献金2000多元，征集慰问信2000多封，征募寒衣300多件，在沙洋前线抢救难童100多名。剧团到四川万县公演《凤凰城》，万县各界给予“创万县话剧新纪元”的高度评价。著名作家、戏剧家老舍和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后为剧团题词。老舍题词：“我们只知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教那没良心的去计较私利吧！”陶行知题词：“抗战剧团 艺壮山河”。1940年4月初，正当剧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下令直接控制该剧团。剧团党支部鉴于无法再独立开展活动，经宜昌县委和湘鄂西区党委决定，以经费困难为由，于4月27日在《武汉日报》上登报“宣告结束”，其成员分赴延安、重庆等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于1939年评价：剧团“工作方式相当好”。他们的演出，教育启发了广大群众和抗战将士，每逢演员在台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台下观众情不自禁地随着高呼，使党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深入人心。

　　中共宜昌区委于1938年8月在四川旅宜中学附属小学组织成立的宣传队（简称川小宣传队），有队员40多人。川小宣传队在人群较多的码头、街头、伤兵医院、抗战将士的营房，以唱《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为主进行抗日宣传。同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戏剧。后到宜昌、兴山等县农村、集镇进行流动宣传，并通过对驻防兴山的国民党第七十五军第十三师的多次慰问演出，与驻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川小宣传队深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推动宜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宜昌地方组织以学校和抗日救亡团体名义，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爱国将领向群众演讲，以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族抗战。1938年10月22日晚，宜昌中心县委和宜昌区委利用现代教育家陶行知途经宜昌，以学院街小学的名义邀请他到学院街小学演讲。陶行知在演讲中，拆“春”字演讲，以此增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说：“‘春’字是一个‘三’、一个‘人’、一个‘日’组成，这就叫众人压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的抗战必胜，春天必将属于我们。”使学校师生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1939年夏，中共宜昌县委闻讯冯玉祥将军在宜昌进行抗日演讲的消息，即动员各学校、团体邀请冯将军去作抗日演讲。学院街小学党组织以学院街小学的名义邀请冯玉祥将军在学院街小学广场演讲。冯玉祥以日军飞机“下蛋”（投炸弹）与鸟鹊“拉屎”生动形象的比喻，启发增强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受到宜昌民众的热烈欢迎。

　　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准备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中共宜昌地方各级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宜昌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合法身份与合法途径，对国民党友军、地方军政人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统战工作。

　　对国民党友军的统战工作。国共合作形成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宜昌青救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民族实行抗战”的指示，发动宜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募捐，护送伤病员，并组织慰问队慰问前方将士，激励友军抗日。截止1938年3月，仅宜昌慰劳抗战军队“款项达4万余元”，护送伤兵及过境者“前后达7千余名”。

　　武汉沦陷后，著名抗战将领张自忠将军率领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驻防荆当远钟及宜城、南漳等县，防守襄河一线，总部曾一度设在当阳慈化赵家花园。鉴于这支部队原是西北军，又是卢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部队，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遵照上级指示，特别注意与该部搞好统一战线关系，积极配合其抗日活动。

　　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为加深同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友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1月，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书记曾志和郑速燕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荆当远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与第七十七军参谋长张克侠（中共秘密党员）联系，由张出面支援一部分经费，开办了军民合作饭店，以解决过往军队的住宿问题。曾志直接领导合作饭店的工作，饭店工作人员大部分由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他们一面为过往的抗日军队服务，解决食宿困难；一面掩护过境党的领导干部和地下工作人员，并为党的活动筹集资金。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对开办军民合作饭店非常称赞，并在饭店设宴招待到该部视察的何应钦。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中心县委把军民合作饭店办成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战，支持和鼓励抗战将士奋勇杀敌的阵地，用实际行动与张自忠部及其它友军“建立友好的统一战线关系”。在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领导下，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出护照，组成“第三十三集团军运输队”，组织起数百民工，用小车推，牲畜驮，经半个月时间，终于将国民党军在沙洋镇屯集的20万斤大米运往当阳县河溶镇，受到了第三十三集团军的赞扬，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更重要的是使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中心县委与国民党友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建立了长期友好的统一战线关系，为在襄西沦陷后，中共襄西地委及其领导的新四军襄西部队开辟襄西，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长期友好合作相处的基础。

　　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董必武通过国民党开明人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参议长孔庚，以合法名义组织成立了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经中共湖北省委派到宜昌的党员干部的努力工作，于2月成立了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宜昌分会。主要成员为中小学教员，使之成为中共宜昌地方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与组织工作的助手。通过这种组织形成，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努力，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容。

　　武汉沦陷后，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由广泛开展抗日宣传转入以建立党的武装为目的的活动。1939年1月，中共当阳县委决定充分发挥县委负责人刘宝田在当阳的社会影响作用，并动员一批党员通过刘宝田的关系，广泛与国民党当阳县地方要员罗石泉（县党部书记长）、苗香海（城关区区长）、张粹伯（淯溪区区长）等开展统战工作。3月，中共当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根据刘少奇关于“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以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武装为中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5月，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和曾志来当阳召开了荆当远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派刘宝田、文省三出面活动，利用国民党当阳县党部书记长罗石泉对国民党当阳县县长鲁圣辅成立当阳县抗日游击支队将其排斥在外的不满情绪，鼓动罗石泉成立当阳县第四自卫大队，经过刘宝田、文省三对罗石泉多次做统战工作，很快成立了当阳县第四自卫大队并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

　　对“汉流”的统战工作。中共宜昌地方组织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对“汉流”的统战工作，并认真把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逐步掌握了一部分“汉流”的领导权。“汉流”，原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民族意识很强，后逐渐演变成帮派势力，在宜昌地区有相当大的实力，甚至很多国民党地方政权也落入“汉流”手中。但是，“汉流”组织也具有它的两面性，如果被反动派掌握，会显示它极大的破坏性；如果引导得当，则走向进步，对革命有利，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中共当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争取“汉流”工作中选派了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组织，有的凭其社会声望还当上了“大哥”，掌握了当地很大一部分“汉流”的领导权，并利用“汉流”掌握了国民党部分区、乡、保、甲政权。共产党在当（阳）东地区控制的“汉流”组织，仅当地“汉流”的大头目傅恒山、孟大云等也不得不与共产党谋和。

　　宜昌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准备

　　组建一七九师搜索队。1939年4月，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兼第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中共特别党员）率部由襄河到远安驻防。同时来远安县的还有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进该军的地下党员冯洪国、邱静山等人，他们在第一七九师中秘密发展党员20余人。6月，正当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积极准备抗日武装力量时，蒋介石下令在第五战区的每个师成立搜索队，用于武装侦察。何基沣利用蒋介石成立搜索队的指令，经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并根据其指示，决定第一七九师搜索队由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挑选人员组成（100余人），由何基沣直接领导。豫鄂边区党委派周正任队长，队员多为荆当远中心县委输送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使搜索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的正规部队，并成为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及隐蔽在鄂西北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工作的党的负责同志的据点。搜索队成立后，由第一七九师配备步枪100余支，轻机枪三挺，手枪数支，并配备了充足的弹药，还配备了电台。他们凭借合法身份，经常“搜索”打击反动势力。搜索队一来，一些反动分子便闻风丧胆、谈虎色变。随后，搜索队奉命开赴襄河以东地区活动，在该队队长周正带领下参加了新四军，改编为鄂豫边区党委警卫连，后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特务中队，派到襄西，成为开辟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劲旅。

　　第一七九师在远安一直驻守到1945年1月，驻防期间，“何基沣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官兵同新四军通力合作，一致抗日，互通情报，并肩作战”，配合新四军和宜昌地方党组织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接到蒋介石要他与新四军作战的命令后，便及时向新四军通报消息，尽量避免接触，或采取“游而不击”的政策，并尽力给予物资支援。并为解决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冬衣的困难，在1939年12月一次就支援经费两万元。同时，鄂西北区党委和荆当远中心县委于1939年春夏间，对驻远安的国民党湖北保安第五团第一营（营长杨雄飞，中共秘密党员）作了准备起义的工作。但后来，因杨雄飞和这支部队被调离，故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成立当阳县国民第四自卫大队。1938年5月，钱瑛派刘宝田回当阳工作时，交给他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准备沦陷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刘宝田回当阳后，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开始作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在1939年5月的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会议上，鄂西北区委书记王翰就鄂西北地区抗日战争形势和武装斗争问题，指出日军将侵犯汉水以西地区，目的是截断巴山以东的中国南北交通，逼迫蒋介石投降。强调荆当远地区要抓武装，准备打游击，在必要时要进行全党动员，调最好的党员到游击队去工作。会后，王翰以刘宝田为向导，考察了当阳的地势物产，认为当阳山水相依，给养丰富，进可攻，退可守，是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好地方。随后，中共当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心县委会议精神，并作出了抓武装、准备打游击的四条决定。同时，县委决定刘宝田、文省三、童勋伯、刘华廷等打入国民党地方政府并掌握其武装。

　　6月，中共当阳县委得知国民党当阳县县长鲁圣辅在全县三个区成立三个“国民自卫大队”，而把县党部书记长罗石泉排斥在外的消息后，当阳县委决定刘宝田即通过妻兄苗延棻、同学罗石泉，文省三也借助与罗石泉的世交关系开展活动，加上罗石泉也有掌握实权的欲望，国民党当阳县政府议定成立第四自卫大队，由慈化、南宁、官垱等联保武装组成，罗石泉任大队长，刘宝田、文省三任大队副，下属慈化、南宁、官垱三个中队。自卫大队虽然不发放武器装备，但取得买枪的合法名义。刘宝田利用第四大队合法名义买了八支枪。此后不久，当阳县委又利用国民党地方派系斗争，使刘宝田、童勋伯分别当上联保主任后，刘宝田直接掌握了脚东乡联保处的20多条枪，背枪的大都是中共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童勋伯与文省三不仅控制了慈化联保处的武装，而且积极同驻防慈化的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拉关系，让其帮助训练“国民兵团”的“壮丁”。这批“壮丁”后来大都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分子。当阳县党组织在日军渡襄河前夕，已掌握有合法名义两个乡武装，约60余人、枪。刘宝田和童勋伯还利用第四大队的名义，掩护党的地下交通线和地下交通员的安全。自卫大队还开展了清匪活动。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第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铺”。国民党当阳县当局怀疑第四自卫大队中有共产党人，遂下令解散了这个大队。中共当阳县委根据新的情况，决定抗日武装准备工作以打入国民党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武装为主。

　　组建当阳抗日国术队。1938年夏，当阳县举办民间武术大点练，淯溪洪庙乡国术（即武术）班（由在1927年初加入共产党的刘华廷以靳家乡乡长的名义，为防匪防盗组建）代表淯溪区参加点练，一举在全县夺魁。国民党当阳县政府对洪庙乡国术班表彰命名为当阳洪庙抗日国术队。不久，中共当阳县特别区委利用这个合法名义，领导当阳各地建立了抗日国术队。洪庙抗日国术队也扩大到300多人，成为中共当阳县委掌握的一支基本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刘真等到当阳工作时，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向他们传达董必武的指示说：“准备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要不理会国民党的阻挠，大胆放手地干”。并嘱咐道：“一定要时刻不忘打仗”。当阳县党组织恢复后，刘真、刘宝田经常关心国术队的活动，并在刘家河、陈家竹园、郑家冲增办了三个国术队。国术队一方面参加抗日救亡宣传，一方面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保护过往同志的安全。1939年春，刘真和刘宝田商议，针对一些群众觉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虽好，可惜没有力量的议论，即组织洪庙抗日国术队在脚东港、刘家河、清平河等地作了一段时间的武术表演，国术队的表演在漳河两岸引起了轰动。此后，在洪家山、魏家河、张家坡等地，以农民为主要成份，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分子的十多个抗日国术队建立起来，使漳河两岸的抗日国术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在当阳沦陷前进行群众性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基地。

　　从七七事变至宜昌沦陷前夕，中共宜昌地方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遵照省委和鄂西北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的指示，加速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准备，为建立襄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和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在宜昌的实现

　　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早在日本大本营发动的宜昌作战（中国方面称枣宜会战），还未突破襄河（汉水流经襄阳以下河段）之半个月前，就于1940年5月15日作出了“向西发展部署”。6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示李先念等“向襄西敌后发展”。李先念等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进一步作出“向西发展部署”，立即决定纵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借以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7月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毛凯率纵队特务中队（由原在襄西组建的国民党第一七九师搜索队改编，毛凯之兄毛杰任中队长）80余人挺进襄西，与荆当地委领导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会合，武装开辟襄西（指襄河以西，长江以北至宜昌西陵峡南津关以东地区）。在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后，鄂豫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首长即于8月上旬又增派李炳南率纵队第六团第三营，同到襄（河）东京山八字门向鄂豫边区党委、挺进纵队首长汇报襄西情况的荆当地委负责人兼组织部长李守宪一道到襄西，进一步“开展襄西工作”。为了统一领导襄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根据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在原荆当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襄西临时地方委员会，李守宪任书记。同时，为统一襄西地区党、政、军工作，成立以襄西临时地委和襄西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为成员的中共襄西军政委员会，李守宪任书记，刘真、吴云鹏、毛凯、李炳南等为委员，机关驻当阳。襄西军政委员会作为襄西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襄西地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同月，襄西军政委员会决定奔袭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不事抗日、专事反共的土匪左墨香。在打垮左墨香后，左部第三大队三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300余人、枪，经原中共当阳县委书记王建桥、县委组织部长王全国等的争取工作，由大队长龙剑平等率领起义参加了新四军襄西部队。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襄西敌后抗日武装已全部会合。9月，襄西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扩军运动”和在地方工作上“要去建立新开辟地区的工作，要切实巩固我之根据地”的指示，并根据鄂豫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的决定，对襄西各地抗日武装进行整编，宣布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襄西独立团，毛凯任团长，李守宪任政治委员，李炳南任参谋长，刘真任政治处主任。独立团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原纵队特务中队改编）。纵队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炳南）暂归独立团指挥。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召开了建军大会。从此，共产党领导的襄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0年10月初，襄西临时地委决定恢复建立中共当阳县委，开辟以绿林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随即，刘宝田奉命率十余人、枪返回当阳组建新的中共当阳县委，刘宝田任书记，下辖南宁、东安等区委和庙前特支。同时，县委决定恢复基层党的组织。当阳县委在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同时，于10月成立了荆（门）当（阳）大队，刘宝田兼任大队长，很快由10余人、枪发展到50余人、枪。中共当阳县委和荆当大队成立后不久，刘宝田、刘华廷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利用其社会关系，联合东安、南宁、西靖、官文等四个乡的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成立了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亦称当东区署）。公推刘华廷任办事处主任（亦称区长）、雷东伯（开明士绅）任副主任。不久又增加周美成、胡少衢任副主任。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是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初的政权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为襄西独立团及荆当大队筹粮筹款等。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创建。它的创建成立，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2月，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鉴于襄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形势，为了加强对襄西的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加紧发展襄西的游击战争”，“创造（襄）河西根据地”，决定再次增兵襄西，派纵队第六团团长朱立文、政委周志刚率领第六团第一、二营来襄西（第三营已先期进入），协助襄西党组织创建襄西抗日根据地。并指示：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撤销襄西临时地委，正式成立中共襄西地方委员会（简称襄西地委），派在豫鄂挺进纵队机关报——《挺进报》任编辑的苏震回襄西任地委书记。苏震在赴任途中，不幸在京山、钟祥两县交界的东桥，遭国民党武装特务袭击杀害。随后，由原任襄西临时地委书记李守宪继任书记，吴云鹏任组织部部长，刘真任宣传部部长，曹玉清任军事部部长，朱正传任民运部部长。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决定改组襄西军政委员会，由纵队第六团和襄西地委负责同志共同组成，周志刚任书记，李守宪任副书记、吴云鹏、刘真为委员；将襄西独立团改为纵队第八团，由曹玉清任团长，李福泰任政委。毛凯调回襄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选举产生了襄西行政委员会，龙剑平（党外进步人士）任主席，刘宝田任副主席，刘真任党组书记。襄西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襄西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开始就面临着日、伪、顽军夹击的严峻局势。日军以两个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分别长期占领宜昌、当阳等地，大肆网罗汉奸特务，组织维持会、伪政权，收编伪军，奴役人民。退守长江以北，西至宜昌南津关以东，沿荆山经远安至荆门石桥驿一线的国民党军有三个军九个师。加上江防军，国民党防守部队共有六个军、17个师。另外，还有曾宪成、周赞廷、郑家良等多股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他们拥兵自重、通敌扰民，猖狂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其人民地方抗日武装为敌。面对日、伪、顽军严重夹击的险恶环境，中共襄西地委领导新四军襄西部队及其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和战胜种种困难，在与日伪顽进行坚决的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工作。多次同日伪军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反破坏、反威胁的斗争。仅1941年2月周家集反“扫荡”歼灭战，全歼日军一个小队，毙小队长以下30余名；消灭伪军一个中队，俘获伪军70余人，缴步枪70余支，机枪四挺和一批弹药，新四军伤亡20余人。新四军襄西部队与日、伪军多次作战取得的胜利，受到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首长的好评：“襄西方面最近与敌寇打了几仗，影响很大。”在此前后，中共当阳县委还多次派荆当大队，并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数次拆毁了日军从淯溪至河溶的电话线，砍断电话线杆，使敌人电话不通，联络不灵，行动困难。同年4月和7月，中共当阳县委还两次派荆当大队配合荆南路东区大同乡和路西区民权乡组织的数百人，将日军在岳飞城至官家洼和团林铺至五里铺的电话线全部拆毁，并将团林铺至五里铺的公路分节挖断，使敌人再来“扫荡”时，车路不通，只能徒步行走。同时，设下假桥，使敌人掉进陷阱。

　　1943年8月中旬，驻当阳日军二三二联队联队长奉第三十九师团长令，从各大队挑选一个中队的精兵，配一个野炮中队和一个山炮中队，“扫荡”驻绿林山的新四军部队和在此活动的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部队。日军在抢占绿林山主峰后，将第三十三集团军一个团压制在山南一个土冈上。中共当阳县委闻讯后，一面组织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独立三十三团夹击日军，一面组织民夫、担架抢救第三十三集团军部队伤员，使战斗转败为胜，击毙驻淯溪日军司令官以下200余人。同年12月，襄河军分区副司令员吴林焕、政治部主任刘真率第四十五团，在襄西支队和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下，开辟江（陵）枝（江）当（阳）三县边界地区新区，成立了中共江枝当工作委员会、江枝当军政联合办事处，隶属襄西中心县委领导。王展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曾昭荣任工委副书记兼办事处副主任。

　　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破坏、反威胁斗争等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保持了新四军襄西部队及人民武装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保卫和开辟了新区，而且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4年，新四军在襄西地区的部队及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已有相当的数量，普遍建立了政权，并成立了农救、妇救等群团组织，党的组织也发展壮大了。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和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于1944年10月5日在《襄西组织武装状况》中写到：襄西“有党员八、九百以上，经济亦可自给，其他江陵西北（即江陵、枝江、当阳等县一部分地区）、当阳西南、远安东部、官城南部等地的组织，均由该各县委领导，我在基本区威信相当高。”李先念、任质斌在《襄西组织武装状况》中还写到：“湘鄂西省委如在国民党区域无法发展，建议可搬至我襄西已开辟的大块地区为基础，来领导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我们拟将该区域武装等统交鄂西省委领导。”此时，宜昌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地面积仅在当阳约12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

　　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在宜昌的贯彻实现

　　宜昌各级地方党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发挥起领导和抗日救亡团体的作用，广泛深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深入到宜昌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的心里，并在宜昌得到全面贯彻实现。

　　宜昌大撤退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于虎口炮火中争夺中国工业命脉谱写了壮丽的篇章。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大批人流、物流涌向宜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率领全体职员，在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下，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直面血火，成千上万的宜昌人民肩挑背扛，日夜不停，冒着敌机轰炸，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抢运战中。一时间，川江上下万船并发，24艘轮船和2000多只木船，不断地在川江上来回穿梭，冒着日军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紧张实施了宜昌大撤退。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宜昌大撤退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150余万，各种物资100余万吨，迁入川兵工厂10余家和南昌飞机厂、申钢厂、大鑫钢铁厂等250余家，为保住中国民族工业命脉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后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2001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专题节目《东方时空》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正面战场英勇抗战，敌后战场全面配合，宜昌民众踊跃参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全民族全面抗战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0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宜昌后，正如日本战史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宜昌失守的时候。”为阻止日军西犯，蒋介石派重兵把守，形成国民党军与日军长期对峙的正面战场。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李先念部及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开辟了包括当阳、枝江、宜都等县在内的襄西地区同日伪军作战的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先后在宜昌发生了枣宜会战（日军称宜昌作战）、宜昌攻城战役、鄂西会战和在宜昌、当阳正面阻止日军“南下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1943年鄂西会战中的石牌保卫战非常激烈。死守石牌的江防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官兵于5月30日在曹家畈与日军展开肉搏战3小时，毙敌1000余人，奇迹般地将敌歼灭殆尽。八斗坊争夺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守卫天台观的一排战士死守阵地，与敌肉搏，予敌重大杀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抗战将士英勇奋战杀敌，死守阵地，以血肉之躯筑成了坚固的钢铁长城，实现了他们与石牌共存亡的誓言。石牌保卫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队远出挺进，进袭敌寇，于五月中转战于宜都等地，在敌后发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击战，给友军以支援（参见陈毅1943年7月5日《新四军在华中》）。宜昌各界民众在石牌保卫战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忍饥挨饿，奋勇支前，特别是会战地区民众更是拼死参战。鄂西会战后，陈诚当年在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时曾说：“这次战役中，我民众参战极为踊跃，证明军民合作已有进步，这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在石牌要塞地区，居民几千人，不分男女老幼，在敌人炮火下，为我军运输给养、弹药，抬送伤员，积极参战，这是可以告慰后方同胞的”。宜昌民众支前数量特别巨大，任务特别繁重。据掌握的档案资料和不完全统计，仅正面战场支前民工，宜昌八个县（缺枝江县）“自抗战开始至胜利截止……担任军运民夫”达6241万多工日，尤其在鄂西会战中，宜昌民众“饥粮荐臻，民众掘食树皮、草根、观音粉（泥土之一种，即观音土，宜昌方言兔儿泥）……人民似此茹苦辛，对运输工作，未稍松懈，老幼男妇，疲于奔命，晨夜抢运，终于助成鄂西大捷，未始非民力之伟大供（贡）献矣。”石牌保卫战从5月21日夜至31日夜，历时10天，我军打死打伤日军7000多人，占鄂西会战日军死伤总数的三成多（鄂西会战日军死伤25718名）。石牌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企图打开长江三峡第一道门户的梦想，拱卫了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

　　敌后战场，新四军李先念部，根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指示，在宜昌沦陷前后，开辟了襄西敌后战场，建立了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伪顽严重的“三角夹击”中能够建立、巩固、坚持和发展，是中共襄西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武装，在上级党政军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有血肉一样的联系起来”，“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并肩同敌战斗，使党与人民群众汇成了强大的抗日洪流，构筑了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充分发挥了全民族全面抗战人民战争的作用。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战场，比鄂豫边区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更是孤悬敌后，使它成为像刺向侵宜日军脑后的一把钢刀，造成日军前进或后撤都受到严重威胁，显示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西犯和东撤，抗击了大量日军和襄西的全部伪军，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伸向鄂西的前哨阵地和外围，西部屏障，在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上顽强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建立党组织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坚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大力开展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日军侵占宜昌后，中共宜昌地方组织领导宜昌军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襄西之当阳和江枝当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反击了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土顽的进攻，坚持、保卫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和敌后各战场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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