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讲

　“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宜昌的武装暴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一、二号通告，阐明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全体党员。这次会议，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宜昌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共鄂西特委的成立和“八七会议”精神在宜昌的贯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暴力手段进行“清党”，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8日，四川杨森叛军先遣部队进占宜昌城，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驻鄂西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按照蒋介石的密令，乘四川叛军杨森部东下之际，密使其宜都驻军与当地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发动叛变，抓捕了中共党员胡敌、罗光翟、江崇本、罗克强、熊慕弼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罗迪、罗桂琴等7人，捣毁了县党部，并释放了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和烟毒犯等，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宜都五·八惨案”。9日，长阳土豪劣绅勾结匪徒200多人捕捉党员、工友、农友和学生40余人，中共党员刘继和、江魁武等惨遭杀害，制造了长阳惨案。随后，枝江、当阳、远安、五峰、秭归、兴山等县共产党人先后被杨森叛军搜捕杀害，党组织惨遭破坏。6月，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西征击败夏斗寅、杨森叛军，光复宜昌。中共宜昌党组织才逐渐恢复。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根据中央指示，分批召集在汉负责人会议，介绍出席“八七会议”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宜昌县委书记曹壮父、当阳县委书记李超然参加了会议。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把秋收起义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结合湖北的实际，制定了详细的秋收起义纲领和计划。将全省划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中、鄂北、鄂西等7个暴动区域（8月下旬，省委又从鄂中划出四县与当阳、松滋、枝江、江陵组成江陵区）。为加强对暴动区域的领导，各暴动区域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主持该区所辖各县的党务和起义工作。鄂西区辖宜昌九县以及恩施、荆州部分县共18个县。鄂西特别委员会在没有正式成立之前，省委指定宜昌县委书记曹壮父负责领导鄂西区的工作，机关设宜昌。同时，省委选派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各区，担任农运、军事特派员，以加强基层的领导力量，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会后，鄂西特委先后派曹壮父、鲍泽英、李述礼、张家明、何无我等到当阳、远安两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导秋暴工作。鲍泽英、张家明以行医为掩护，到远安南乡向陈海涛、叶发秀等县委负责同志传达特委发动秋暴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次暴动以宜昌、当阳、远安为中心，尽快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后，即行发动。”“远安北乡之后桥坪为鄂西总大本营，县委应特别注意发展该地工作。尤须于最短时间内，根本铲除上北乡土劣及反动势力，并取得大刀会的领导权，造成割据局面。”特委还派罗正品、龚良鹏以特派员身份深入长阳、五峰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展党的组织；派张国清、胡荣仁、陈泽南在长阳发动民众，组织武装暴动；派易吉光、王天鸿、朱德恒、吴定成、戴熙康、杨楚桥到宜昌西乡、南乡秘密进行建党活动和组建农民武装。特委将兴山特支扩建为县委，任命刘子和为县委书记，同时任命徐保元为宜都县委书记，重建宜都县委；派詹楚到宜都以教书作掩护协助程光炳组织农民武装；派龚勋南、李勋打入国民党四十三军在宜都县城开办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发展党的组织，为武装斗争培训军事干部。

             8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了湖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明确规定起义时间统一于9月10日，起义部队在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在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革命成功后，立即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9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农委主任任旭巡视鄂西，听取了鄂西特委组织秋收暴动的情况汇报，当了解到党领导下的农民在当阳有近4万人等情况后，决定撤销江陵区，将其所属江陵、公安、石首、荆门等县并入鄂西区，由原汉口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张计储任鄂西特委书记，特委委员由曹壮父、张善孚等五人组成，领导宜昌9县和恩施7县及江陵、钟祥、松滋等共22县工作。同时，成立鄂西革命委员会，委员由鄂西特委委员张计储、曹壮父、张善孚及李炼青、李盛文、李超然等人组成，张计储任主任。并成立了鄂西秋收暴动指挥部，曹壮父任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

              鄂西特委在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各县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全面分析了整个鄂西区的革命形势后，制定了《鄂西区暴动计划》，对各地暴动进一步提出了指导原则。主要是暴动要精心组织准备和发动，“抓住暴动的中心”，“在暴动中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应无限地扩大农民革命军的数量”，“暴动胜利后，没收敌人（地主土劣等）的财产土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宣布农民协会的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等。

              二、宜昌工农武装暴动

              宜昌地区各县在中共鄂西特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八七会议决议，在恢复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大力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举行武装暴动。这一时期，宜昌地区党组织曾先后发动了瓦仓起义，宜昌西乡、南乡武装起义，长阳西湾起义和安福寺饥民暴动，宜昌莲沱“九四暴动”等大小20余起。

            （一）鄂西秋暴第一枪——瓦仓起义

              瓦仓地处当阳、远安、荆门、南漳4县边界地带，丘陵绵延，丛林茂密，物产丰富，有利于开展武装斗争。瓦仓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革命力量居全县之首，建立了5个党支部，10个农民协会，农协会员1万多人，并且拥有一支1600多人的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团。中共当阳县委根据鄂西特委“当阳县首先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综合分析全县各区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后，选定瓦仓区（今属远安县）作为暴动的突破口。

             1927年8月下旬，中共当阳县委在瓦仓区老观窝为被杨森部队杀害的原省农运特派员、中共当阳部委委员李时鲜召开了3天的追悼大会，参加群众有上万人。与会群众悲愤激昂，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使追悼会开成了起义前的誓师大会。9月7日，中共当阳县委成立了瓦仓起义指挥部，作为暴动的领导机关，下设起义行动小组。李超然任总指挥，汪效禹任副总指挥兼行动小组组长，王怀之任总交通兼总后勤，洪勋任行动小组政治指导员，瓦仓区委书记傅恒之任行动小组副组长。指挥部一方面整顿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农民自卫团，使自卫团发展到2000多人，同时加强其领导，任命汪效禹为团长，傅丹湘、李勋臣为副团长，洪勋为政治指导员，傅恒之为参谋长。团以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汪文化，二营营长黄冠柏（光柏），三营营长李时新，各连、排、班都任命了负责人。自卫团分别在庙前大栗树、周家冲、石马槽等地练兵，掌握基本军事技术。另一方面筹集武器弹药，并建立了修械所，日夜赶制土枪、土炮、大刀、梭镖、匕首等武器，还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搜集枪支弹药。到瓦仓起义前，瓦仓农民自卫团共有步枪40余支，来复枪14支，鸟枪700余支，罐子炮14门，大刀和梭镖400余把。

                9月11日，省委又派任旭和黄鳌等到鄂西区检查即将付诸实施暴动的工作。任旭参加了鄂西特委在当阳城区洪市坪召开的当阳、远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认真听取了两县县委的汇报，了解到当阳县已建立了21个党支部，有党员100余人；共青团当阳县委也在1927年6月建立，开展了青年和学生运动；农运、工运都很活跃，有“乡农协二百一十个，会员七万人”。他认为当阳已成为鄂西“群众工作最好的地方”。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经过认真考察和分析，选定当阳县率先在鄂西区举行暴动。联席会议之后，两县按分工负责加紧开展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14日夜，鄂西秋暴第一枪在瓦仓打响。瓦仓农民自卫军集中力量，打垮了石马槽团防局。与此同时，指挥部命令各乡农会一起行动。一夜之间，共捉拿恶霸、土劣和反动官吏80多人，将其中罪大恶极的30多人处以极刑，迅速摧毁了瓦仓区的反动统治，中共当阳县委庄严宣布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瓦仓区工农革命政府（不久改称为苏维埃政府）成立，傅殿云任主席，胡德山任农民协会主席，傅勤丰任土地改革局局长，傅恒之任中共瓦仓区委书记。继后，观音区农民积极响应瓦仓起义，在区委书记傅子和、区长罗庆烈、区农协主席傅锡圭等带领下，发动群众举行暴动，镇压了土豪劣绅，惩办了团防头子，成立了观音区五乡联合办事处，傅荣岩任主任，使观音区和瓦仓区连成一片。同时，在中共远安县委和南乡农民自卫团负责人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举行了南乡暴动，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瓦仓起义。瓦仓起义时，紧邻瓦仓周边地区都纷纷响应，举行了暴动，很快形成了以瓦仓为中心，包括当阳的观音、瓦仓、九子山，远安的南乡、方家口及南漳、荆门县相邻地带的广大苏区。在这块方圆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等组织，12万多农民当家做了主人。声势浩大的瓦仓暴动和当阳等地重新高涨起来的革命活动，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当阳县反动政府与豪绅地主，纠集各类反动分子，组织反动团防武装，并不惜重金请进南漳、远安、荆门反动地主武装，聚集1万余人疯狂进攻瓦仓。为保存革命力量，汪效禹、洪勋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于10月21日开始分散突围。突围中，汪效禹、洪勋等惨遭敌人杀害。自卫团其余战士由傅丹湘、汪文化、黄冠柏等率领，突围到远安南乡。李超然通过会晤旧交罗福祥，并同罗一道以非凡的胆略活动于驻远安、荆门的杜伯乾部，串联其下级官兵直接控制和掌握了200多条枪，准备在1928年农历年关发动全县大暴动，但因国民党第三十军由荆门进驻当阳县城和叛徒出卖，李超然被捕，于2月15日被杀害于当阳长坂坡。瓦仓起义失败后，中共瓦仓区委委员黄冠柏、傅丹湘、汪文化、李勋臣等，在远安南乡集中了100多名突围出来的瓦仓农民自卫团战士，按鄂西特委意见，于1927  年11月重新组织改编成工农革命军鄂西挺进大队（1928年10月，改建为荆当游击第一大队），汪文化任大队长，黄冠柏任副大队长。鄂西挺进大队初建时200人。挺进大队乘瓦仓区反动势力减弱之机，带领挺进大队重返老观窝一带，组织原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团掉队人员，扩大武装。1928年1月，队伍发展到400余人。挺进大队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追，白天分散，晚上拢堆，你要作恶，我就治罪”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坚持活动在荆（门）当（阳）远（安）南（漳）四县毗邻地区，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当阳瓦仓起义创建了鄂西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坚持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继秋收起义之后在鄂西地区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为后来建立荆当远革命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宜昌西乡、南乡武装起义

              宜昌县西乡即江南的点军、艾家、联棚、长岭、桥边等乡。早在大革命时期，西乡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宜昌城区近60名工人纠察队员撤到西乡，同西乡农民自卫军联合组成“赤卫队”，后遭反动势力冲击，被迫解散隐蔽。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先后派易吉光、戴熙康、段德昌等10多人到宜昌县开展农运工作。中共宜昌县委决定派县委委员戴熙康等秘密到西乡，把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赤卫队重新组织起来。不久组织了一支12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并秘密发展30多名党员，于1927年11月建立了中共西乡特别支部。1928年初，反动豪绅汪宪章、李相柏在乡村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为了打击反动豪绅的嚣张气焰，经戴熙康请示县委同意，决定举行西乡暴动，除掉汪、李恶霸。中共西乡特支领导赤卫队于2月6日夜先后将李、汪逮住，当场处决，使其拼凑的“富户党”土崩瓦解，武装暴动首战告捷。接着，赤卫队化装成“清乡队”，突然袭击了土豪穆子静巢穴，赤卫队在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一批子弹后迅速撤离。3月，中共西乡特支获悉穆子静指使保董谭子雅在联棚观音洞召开保甲长会议，组织反动保安团，准备对付西乡农民赤卫队的消息后，即请求县委同意并派60多人的武装支援。当天，县委组织的武装人员和西乡农民赤卫队按预定计划兵分两路，齐奔观音洞，直捣会场，当场打死保董谭子雅和清乡委员杨彦柏等6人，伤敌10多人，使穆子静拼凑反动保安团的阴谋破产。宜昌县南乡即杨岔路到鸦鹊岭沿汉宜公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宜昌县委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在南乡秘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积极筹备武装暴动。1927年秋，建立了中共南乡区委，陈成任区委书记。次年1月，县委又派共产党员胡少衢到南乡协助陈成领导南乡农民暴动，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多次烧毁了恶霸土豪的房院住宅，处决了10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团总赵海沛。宜昌西、南乡多次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唤醒了民众，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三）长阳西湾起义和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

              1929年5月8日，中共鄂西特委特派员罗正品和前委特派员陈寿山在长阳偏岩主持召开有长阳县委书记龚良鹏和李勋（1926年3月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派回长阳打入国民党长阳县保卫团任副团总）、李子骏、陈泽南等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贯彻学习了中共的六大会议精神，分析了长阳县内暂无敌人正规部队的有利形势。会议一致认为，策动兵变正是极好时机，并决定加紧在各地秘密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和游击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会后到5月底，长阳县委相继在都镇湾、茅坪、水竹园、桂花园、杨柘坪、流溪、西湾等地都组建了农民协会或农协小组。长阳县游击指挥李步云在杨柘坪一带发展游击队员150余人，在都镇湾和大堰一带组建了一支60余人的游击队，并对活动在流溪、西流溪的长阳人民自卫团和“神兵”队伍进行了整顿和充实。这些活动引起长阳县反动势力的恐慌，李勋则利用其担任县保卫团副团总的身份所掌控的保卫团、常备队共500余人，以“西上剿匪”为名，于6月20日将其队伍转移到西湾驻训。随后，中共长阳县委将武装攻打县城的决定，由前委特派员陈寿山赴桑植向红四军汇报后，湘鄂西前委指示迅速举行兵变，决定在长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并对军队的组编作出了任命。

             7月初，李勋通知陈泽南、向泉山、李步云等率人民自卫团和游击队到资丘会师。陈泽南率队向资丘出发途中，攻打了长阳五区反动团董任金声和豪绅朱云聪后，即赴资丘与李勋会师。7月8日，陈寿山、罗正品、李勋等人在资丘镇聚云祥栈房召开有30多人参加的骨干会议，陈寿山代表贺龙传达了湘鄂西前委关于在长阳西湾举行武装起义和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及军、师主要干部任命的决定；罗正品宣布湘鄂西前委指示成立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前敌委员会（简称红六军前委），由罗正品、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骏等组成，罗正品任代理书记，陈泽南为前敌指挥。7月9日，李勋在西湾大沙坝主持召开有3000多人参加的军民大会。会场筑有一米多高20多平方米的指挥台，台上正面高悬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鲜红大旗。李勋站在台上庄严宣布县保卫团起义，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此时，军民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接着，陈寿山宣布贺龙命令：长阳起义部队和长阳人民自卫团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简称红六军），遂升起军旗。同时宣布任命李勋任第六军军长，陈寿山为副军长，李子骏为参谋长，军法处长陈泽南，政治处长李步云，军需处长陈兴恒。全军编为一师三团，师长向泉山，“神兵”团长向高龙，炮兵团长姜梦雄，特务团长涂龙。部队共1100多人，枪400余支，后扩充到1400人，史称“西湾起义”。红六军成立后，组织干部、战士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扩大苏区的斗争。

                8月5日，红六军在长阳资丘被军阀张发奎部包围，经过激战后最终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虽然从成立到失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他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的地方革命武装，为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安福寺饥民暴动

             1928年初，鄂西地区久旱不雨，尤以枝江、宜都两县最为严重。天灾加地主盘剥以及苛捐杂税，成千上万的农民靠讨饭为生。宜都县安福寺（今属枝江县）有大片旱涝保收的良田，但这大片良田却均被地主豪绅占有。两县广大劳苦大众饥寒交迫，而此处豪绅地主却家家囤积着大量粮食，企图在这天灾之年和宜昌兵匪混战之中大发横财，谋取暴利。中共宜都县委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在安福寺组织领导饥民开展分豪绅地主谷米的饥民暴动。安福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省农运特派员陈德华在安福寺玛瑙河两岸发展党员，组建农民协会，准备进行武装暴动。至1928年2月，玛瑙河两岸发展了40多名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农协会员也发展到200多人，还建立了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团组织。6月，成立中共安福寺区委，徐国炎任书记，辖10余个党支部，有党员100余人，农协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前后，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和段德昌相继到安福寺两次巡视指导工作，并深入到群众之中发动群众。段德昌从外地带来枪支和游击队战士，对安福寺部分党团员和农协骨干进行军事训练，并带领20多名农协队员偷袭了宜都长江北岸的罗家河关税厘金局，缴获手枪一支和几百块银元。同年底，枝江、宜都、当阳黑土坡、宜昌县鸦鹊岭一带持续大旱，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中共鄂西特委决定在宜都、枝江、松滋等县发动饥民斗争。段德昌受鄂西特委派遣，再次来到安福寺，指导宜都、枝江两县党组织开展饥民斗争。在饥民斗争动员大会上，段德昌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提出组织饥民“吃大户”、“分豪绅谷米”，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入武装斗争。

             1929年2月，经中共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组织发动，在安福寺及其相邻的枝江、宜昌、当阳边界地区组织了4支饥民队伍，涌向土豪大院，吃分土豪的谷米，并“围剿团防武装”，其“行动极勇敢”，“表现了妇女很伟大的力量！”以安福寺地区为中心的饥民斗争，10余日内由几千饥民参加发展到了3万余饥民参加，抢分了几十家土豪的谷米，斗争地域遍及宜都、枝江、宜昌、当阳4县边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一地区的地主豪绅势力。中共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松滋特支合并组成中共松枝宜县委后，松枝宜县委于6月上旬决定，在饥民斗争的基础上发动饥民暴动，主要斗争方式由扳地主田里的苞谷转入武装暴动，夺取团防枪支，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6月21日，饥民暴动队伍和参加暴动的群众达5000余人，他们在大刀、梭镖的武装下，冲破地主豪绅的阻拦，扳光了十几家地主田里的苞谷，抢割了地主田里的谷子，并处决了一名手持铡刀阻拦群众的恶霸和3名团防侦探。饥民暴动的声势震惊国民党当局。25  日，国民党当局调集张发奎第四师一部和宜都县警备队及安福寺、鸦鹊岭、泰和场等保卫团对饥民进行镇压，2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敌杀害，参加暴动的群众100多名被捕关押。安福寺大部分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松枝宜县委机关被迫转移到松滋等地，继续领导松枝宜人民进行斗争。

              中共鄂西特委和宜都县委、松枝宜县委组织领导的两次大规模饥民暴动，持续时间半月之久，遍及宜都、枝江、宜昌、当阳、松滋、江陵等县，参加暴动的饥民达3.5万余人之多。两次暴动虽然没能将经济斗争引向武装斗争，没有建立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但给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极大地威慑了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为以后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五）宜昌莲沱“九四暴动”

              土地革命时期夷陵区西部的莲沱、乐天溪、太平溪、邓村、下堡坪等地称宜昌县北乡。这一带地处山区，土地贫瘠、灾害频繁、年年歉收。1928年春，中共宜昌县委根据省委和鄂西特委的指示，决定深入莲沱一带，组织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和革命政权，实现土地革命。中共宜昌县委书记郑炽昌带领杨生民、胡浚文、李惠民等共产党员到莲沱建立革命据点。他们一面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启发群众的觉悟；一面在骨干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8月，县委在栗子冲召开会议，组建了中共莲沱区委，杨继平任书记。随后，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并发展建立了路溪坪、长岭、黄家冲等5个党支部。9月，中共鄂西特委在宜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赤色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举行年关暴动。莲沱地区党组织认真贯彻鄂西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和赤卫队、农民协会。1928年年关和农历腊月28日（公历1929年2月7日），中共宜昌县委和莲沱区委在先后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两次夺地主稻谷和大米的年关斗争，迫使地主胡兴仁、詹栾廷将稻谷和大米分给参加斗争的贫苦农民。党领导莲沱地区人民举行的两次年关斗争的胜利，激发了群众斗争的热情，并对周边地区的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9年3月，中共鄂西特委和宜昌县委派朴光全、易正清到莲沱组织赤卫队，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很快就组织起一支近百人的赤卫队，并在栗子冲一带训练。农历五月初一，莲沱区委决定打团防、杀团总，夺取枪支弹药，武装赤卫队员。农历五月初五晚上，由赤卫队长屈林道等带领40多名队员，直捣乐天溪团总胡孝全老巢，一举打垮了团防，杀死恶少胡学士，缴长短枪8支，团总胡孝全潜逃。当区委得知邓村团总卢少达阴谋武装团防与人民为敌的消息后，于8月30日，派屈林道带领20多名赤卫队员夜袭卢少达所住杜家嘴客栈，将卢少达及4个团丁抓获处死，缴枪5支。莲沱区委领导赤卫队打团防杀团总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人们看到了革命武装的巨大威力，纷纷要求参加赤卫队，推进了莲沱一带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宜昌县委及时在路溪坪召开了联片领导人会议，总结和分析了革命形势，并制定了莲沱秋暴计划。时逢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巡视宜昌，审定同意莲沱地区举行武装暴动，并根据县委要求决定从巴东调运一批枪支弹药支援莲沱的武装力量。9月2日，中共宜昌县委再次召开区委会议，检查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部署了暴动时间、行进路线、打击目标和领导分工。9月4日晚，乐天溪、路溪坪、九山等地同时举行暴动。暴动队伍兵分三路：一路由杨继平指挥70余人袭击乐天溪地主武装，一举击垮刘朝云的豪绅武装，杀死土豪朱其治。二路由朴光全指挥百余人向路溪坪进发，一路打击了望茂胜、杨国叙、詹栾廷、刘兰廷等土豪，处死恶霸土豪刘兰廷、宋文伯。次日，开仓放粮，分配给贫苦群众，群众拍手称快。三路由赵德昌指挥近百人向九山进发。当赤卫队行进到白露垭一带时与反动团防陈吉甫的伏兵打响遭遇战，赤卫队与敌顽强激战。朴光全闻讯后立即带第二路赤卫队奔援九山，同第三路会合对敌发起猛烈攻击，打退了敌人。此次战斗，赤卫队员牺牲40人，伤者更多。此时，本应立即撤退，可领导人缺乏经验，队伍继续留在原地。正待休整又遭宜昌驻军一个营的兵力及各地团防的包围，因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退守到郑家洞子，凭险坚守，以待外援。后被叛徒出卖，洞内68名赤卫队员均惨遭杀害。杨继平率领的赤卫队也遭敌人搜山抓捕，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及革命群众70多人，被反动团匪惨杀于沙坪，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杨继平、赵德昌、杨定友等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三、宜昌党组织领导的车夫罢工和对“神兵”的改造

              宜昌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的同时，也开展组织城市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和对兴山、长阳、五峰等县的“神兵”改造。城市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胜利和“神兵”改造的成功支援了农民的武装暴动。

            （一）宜昌城区车夫罢工斗争

             1928年夏，中共鄂西特委重组后，以周逸群为首的鄂西特委克服了过去特委不太重视城镇党组织建设的缺点，在抓紧发展农村党组织，建立农村武装的同时，兼顾了城镇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在宜昌城区除对原有的支部进行巩固外，在码头、车夫（黄包车）等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并制定了工运和农运工作计划。10月9日，鄂西特委在宜昌城区建立了工委会，王玉山（车夫工人）任书记。工委会成立后，很快就在宜昌城区成立了4个车夫工会分会，并筹建码头、划夫等工会分会。城区地下党支部还组建了民权社、民权大同盟、反苛捐杂税委员会等公开的灰色团体组织，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工委会和各分会在城区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并以小商人联合会、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刷标语、散发传单，开展经济斗争，提出保障职工最低生活的基本要求。但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苛捐杂税无限制的增加，更激发了群众的斗争“势将愈趋于扩大和剧烈”的热情。

             1929年夏，宜昌城内屠户为反对增加肉税，举行全体屠户罢市。工委会与各工会分会组织车夫、店员等工人，反对资本家、厂主无故解雇工人，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削减工人工资举行罢工斗争。在斗争中，资本家勾结警察，打死一名车夫工人，更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愤怒。在中共宜昌县委和城区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各行各业全体罢工，致使宜昌城区交通瘫痪，市面商业萧条，迫使资本家赔偿损失，答复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工运斗争取得胜利。中共湖北省委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宜昌车夫此次罢工得到胜利，这是鄂西工运的一个转机，鄂西特委要抓住这一斗争胜利的机会，切实开展鄂西工运工作。各地的工人，都可以引宜昌车夫斗争胜利来作宣传。”中共鄂西特委和宜昌县委重视工运工作，使各县的工运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宜都善溪窑工人、枝江洋溪煤矿工人等都开展了斗争。与此同时，宜昌车夫近4000工人，在车夫工会的组织下，又进行了多次斗争，迫使资本家减去上年增加的200元车租费，宜昌车夫罢工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二）党对“神兵”的改造

           “神兵”是清末民初，湘鄂川黔交界一带经济文化落后，地方土豪劣绅利用山区人民信奉神灵的思想，组织起来的封建迷信武装，其名称多种多样，有大刀会、红枪会、大道会、双刀会、群英会、黄香会、红带会等等，通称“神兵”。他们主要分布在兴山、秭归、长阳和五峰等县。

              中共兴山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后，对兴山“神兵”组织高度重视，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造“神兵”的措施，决定派有威信、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打入“神兵”内部，掌握其领导权，发展党员，将“神兵”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经过改造，兴山“神兵”已成为党组织掌控的一支保家安民的农民武装。1927年8月29日，兴山县豪绅朱畅陔勾结杨森溃军秭归棒匪李汉成部，企图夺取兴山县政权。中共兴山县特支书记刘子和率500多“神兵”，在兴山县王家山一举全歼李汉成部，并将匪首李汉成、钟鼎斩首示众。此后，中共兴山县委总结了王家山大捷的经验，制定了改造“神兵”的工作策略，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派坚强的共产党员进入“神兵”内部当代表和首领，掌握领导权，加强对“神兵”的改造。一段时间后，“神兵”自觉地废除了佛堂，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也是后来巴兴归工农红军的主要力量。

              王家山大捷，使兴山“神兵”威震四方。邻县党组织也纷纷派人邀请兴山法师传道。为了唤醒群众，扩大“神兵”队伍，兴山县委先后派刘子泉、彭洪钧、陈立富、蔡济川等20余人到秭归、巴东、长阳、五峰、竹山、竹溪、巫山、房县等地传道，帮助改造“神兵”，发展各地农民武装。1928年初，兴山“神兵”已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长枪、短枪、土铳5000余支，罐子炮10多门。同年3月，刘子权应巴东共产党员黄大鹏之邀，借参加黄的婚礼之机，率领兴山“神兵”与巴东“神兵”联合攻打巴东县城，杀官夺印，一举获胜。至此，兴山“神兵”威震湘鄂川边境一带。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视察兴山，特地考察了“神兵”工作，肯定了“神兵”的作用。他指出，“巴兴归”三县的工作就是“神兵”的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兴巴归三县是神兵势力笼罩着的区域。县长不得他们的同意，便不能发号施令”（《鄂西巡视员万涛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4日）。

              五峰“神兵”武装，在中共五峰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28年8月14日，在五峰县牛庄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五峰县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大对“神兵”的改造，使其成为五峰县游击队的骨干和湘鄂边红军战士乃至优秀指挥员。

              长阳县“神兵”武装经过改造之后，在中共长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1928年10月一举将长阳榔坪土豪劣绅方楚成、程申白等4大家组成的“黄帮”反动武装击败，处死土豪方楚成、程申白等4人，打死保董覃发榜。没收了方楚成、程申白等4大家的浮财，烧毁了4大家的房屋，随后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宜昌地区的共产党人在中共鄂西特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秘密重建党的组织，先后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一系的武装暴动。这些武装暴动，都因敌我力量悬殊，领导人缺乏斗争经验和受共产国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到损失。但这些起义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唤醒了民众，建立了农村武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经过武装斗争的磨炼，党在各县的一批干部得到了锻炼，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新的斗争环境和形势，为以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宜昌地区土地革命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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